配资杠杆是什么意思 知行记：寻访王阳明的龙场履迹
▲修文阳明洞王阳明雕塑。 （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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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能确切知道哪一天了。总之，是一天半夜，那个“格竹”失败的少年，终于在20年后，在山重水复的贵州觅得柳暗花明的境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的道理就在我心，过去我向外寻求真理的做法错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文｜庞勉
责任编辑｜杨嘉敏
汽车驶出贵阳市区，汹涌的群山再度围拢过来。没一会，刚刚晴朗的天色变了脸，雨点猛烈地扑上挡风玻璃。就这样，风雨兼程，我赶到了修文县城的所在地龙场镇。
眼前的龙场，并非我之前想象的那样“万山丛棘”。相反，它是一处群山怀抱的坝子（指西南地区的山间中小型空地、盆地），地势矮平，偶有山丘点缀。在我看来，这里，楼都比山高。几天后，采访本地专家杨德俊老师。他告诉我，元代已有龙场，因附近的彝、苗等族民，每七天，遇龙日、狗日来此赶场（赶集）而得名。
明初设贵州宣慰司，由水西彝族土司、水东汉人土司共治。水西、水东的“水”指贵州第一大河乌江上游、昔称夹水的鸭池河。彼时水西土司势大，在水东有一块飞地，称作“水外”，龙场隶属其中。奢香夫人摄理水西土司期间，主动修筑五百里驿路，自今天的修文，经黔西、大方至毕节，打通了黔西北的乌蒙山区。因此功劳，其后裔被赐汉姓“安”。该驿路分立龙场、陆广、谷里、毕节等九座驿站，龙场为东端起点，故统称“龙场九驿”。当初，奢香夫人于此置首驿，乃是看中墟寨逶迤的龙场有一个热闹的集市。但是这个“热闹”，跟万里之外的北京比，就算不上什么了。
龙场九驿的重要津梁蜈蚣桥。 （摄影 庞勉）
玩易窝石墎悟道
正德二年（1507年），因直言奏呈，触怒权宦刘瑾的王阳明，在领教廷杖、诏狱之后，又被一道圣旨逐出北京。本来从六品兵部主事谪任不入流的驿丞，从繁华的京城贬去想想都觉得荒凉的龙场，已经足够王阳明郁闷了。哪知，让他更郁闷的是，吃尽辛苦到了龙场，才发现驿站早就破烂不堪，名存实亡。他这个伺候来往官差吃喝拉撒睡的驿丞，不要说下属没有，连住处也没有。人地两疏，所幸贵州遍布喀斯特，盛产洞窟。随行的两名僮仆在附近找着一处——王阳明认为形似墓穴，称之石墎，三人总算安顿下来。“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这个“丛棘之间”，指的就是石墎，位于王阳明后来为之作记的玩易窝那里。
汽车停下来时，雨也停了。我看见马路对面横卧的巨型牌石，上镌书丹大字：玩易窝遗址公园。顺着指示，在牌石后方，一堆草木吐绿的山丘那里，我找到了玩易窝的石墎。这是一处地下溶洞，从台阶走下去，的确感觉像进古墓——这或许就是今人戏言王阳明为“古墓派”的出处。岩壁隐约有字，驻足细瞧，乃是明万历年间水西土司安国亨题刻的“阳明玩易窝”。洞口极窄，我弯腰屈膝方能挤入。洞内又分三个岔洞，情形稍好，勉强能直立行走。借助灯光，浏览其间，我注意到一个岔洞内壁有道黑痕蹿向洞顶的石窗。据说是王阳明僮仆生火做饭的炊烟所熏，依我之见，系石窗渗漏的水流所致。
王阳明在此起居时间甚短，未过多久，便率僮仆动手清除石墎外的草丛、荆棘，搭起了一间低矮的草棚。落成之日，王阳明写下来龙场的第一首诗《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草庵不及肩，旅倦体方适。开棘自成篱，土阶漫无级。迎风亦萧疏，漏雨易补缉……”斯时，王阳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于心”。有了“略称茅茨迹”的草棚，便有了应付日常生活的家；有了用来冥思静坐的石墎，便没了死无葬身地的焦虑。刘瑾再施迫害，大不了死在这里，“吾今惟俟死而已，他复何计？”
36岁的王阳明不会去死，他的身体里还装着一颗学圣贤的心。以“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徒，忘拘幽”自勉，王阳明效仿文王拘而演周易，“观象玩辞……观变玩占”，将这个“山麓之窝”命名为玩易窝，“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内心不停追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
已不能确切知道哪一天了。总之，是一天半夜，王阳明半睡半醒，只听见梦里“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那个“格竹”失败的少年，终于在20年后，在山重水复的贵州觅得柳暗花明的境界：“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圣人的道理就在我心，过去我向外寻求真理的做法错了。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从此，王阳明挣脱了程朱理学的繁冗琐碎，开创了自己的儒教理论“王学”，主张“心即理”“心外无物”，继而揭橥“知行合一”“事上练”“诚意”“致良知”等命题。简单地讲，就是朱熹给孔孟之道做了加法，王阳明则做了减法。比诸佛教禅宗的“顿悟”，惠能强调“出世、放下”，王阳明注重“入世、担当”。放眼世界范畴，几乎同时，马丁·路德在欧洲发起宗教改革运动。类比之下，不难发现，王阳明也称得上儒教改革者。附带讲一句，王学现今更为普罗大众熟悉的名字“阳明学”“阳明心学”，乃明末正式传入日本后形成，近代又回流中国的说法。
龙冈山上一轮月
跟玩易窝遗址公园相比，3公里外的中国阳明文化园，不但面积大，游客也多。连接其核心景区龙冈山阳明洞的广场，被粉色、白色的樱花环绕。
我尾随三三两两的背影登上通向阳明洞的踏道。阳明洞于我并不陌生，两年前我曾拜访安徽浮山。那里有一处火山岩洞，因题刻王阳明的两首诗而得名。据我所知，国内至少有十余处阳明洞，王阳明亲至的，不过两处。一处在31岁时练气功的浙江会稽山，本名王守仁字伯安的他由此得号“阳明”，但那里名为阳明洞天，实乃群山环抱的幽谷；另一处，就是此刻闯进我眼底，由他亲自改名的“阳明小洞天”。
说是小洞天，其实比玩易窝高大不少。且因是岩溶穿洞，前后有一大两小三个洞口，“玲珑相通”，采光、通风俱佳。我数了数摆放在主洞供研学用的蒲团，足足二十多个。当年王阳明动意移居，就是看中这里相对宽敞明亮，适合讲学授徒。在《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移居阳明小洞天三首》等诗中，他称赞小洞天“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觉得“洞居颇不恶”。
然而，时日稍久，溶洞的通病“又阴以湿”冒了出来，王阳明与僮仆先后大病一场。常与王阳明饮酒的当地土著见状，“相与伐木阁之材”，帮他陆续搭建了龙冈书院及附属的何陋轩、宾阳堂、君子亭。除“诸生请名龙冈书院”，余名皆其亲拟。何陋轩典出《论语》“君子之居，何陋之有”；宾阳堂取自《尚书·尧典》“寅宾出日”，意谓恭迎朝阳；君子亭因“环植以竹”而“竹有君子之道”得名。
每逢“居职之暇”，王阳明开讲。“门生颇群集”“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聚而观如堵焉。”其门生不但有贵州人，更有远自湖南、云南者。为此，王阳明撰写《教条示龙场诸生》，将“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当作“校训”。“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能与王阳明心灵相映，领受教学之乐的，只有那位赞赏“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孔圣人。若干年后，龙场诸生至少3人及第，5人中举；贵州书院渐增，讲学之风日盛。“黔中之有书院，自龙冈始；龙冈之有书院，自王阳明先生始也。”此语略嫌夸张，贵州书院之始可溯至南宋。不过，对贵州教育史而言，龙冈书院的确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王阳明离开贵州不久，龙冈书院便停止了讲学。但是，随着王阳明成就“真三不朽”、王学思想的深入人心，五百余年间，来此拜谒者，不绝于途。在阳明洞嶙峋石壁上，我看到了他们发出的“弹幕”——四十多幅的摩崖石刻。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并非安国亨所题之“阳明先生遗爱处”，而是由四名日本人共同落款的“阳明小洞天”。
王学和日本的结缘始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王阳明与遣明正使高僧了庵的交往。百余年后，王学正式东传，“近江圣人”中江藤树创立了日本阳明学派。1712年，三轮执斋刊印《标注传习录》，让阳明学走进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江户时代后期，被誉为“明治维新的摆渡人”的德川幕府儒官佐藤一斋毕生倡导阳明学，其直接或间接的徒子徒孙如吉田松阴、西乡隆盛、东乡平八郎、伊藤博文等，皆为倒幕、维新的功臣。而文豪夏目漱石的老师、汉学家三岛毅曾七次为明治天皇及太子侍讲，“将阳明学引入宫中”。故而，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为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
那个时候，日本对现实中国极度鄙视，却又对古代中国无比尊崇。怀着这种纠结的心态和复杂的目的，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间，一批批日本人来华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化遗迹。1903年8月，贵州武备学堂总教习高山公通、教习金子新太郎、冈山源六、清宫宗亲（后三者亦兼贵阳公立师范学堂教习）一行四人，以日本阳明后学的身份，“访阳明先生明悟之迹”“登龙冈山观月”，题刻“阳明小洞天”留念。事后，清宫宗亲写成游记，寄给他的老师三岛毅。72岁的三岛毅阅罢，激动不已，为“表海外景仰之意”，赋诗曰：“忆昔阳明讲学堂，震天动地活机藏。龙冈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后来，高山公通在华北、东北参与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伪满洲国等分裂中国的行径，官至中将；而金子新太郎，在辛亥革命时加入中国革命军，牺牲于汉阳保卫战。两人的命运，如同明治末期日本阳明学派的分野，一为事功，一为良知。
也就在明治末年，一个名叫蒋志清的中国青年目击了日本阳明学的流行盛况：“不论在火车上、电车上或渡轮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数年后，蒋志清改名中正，字介石，据说就与《传习录》有关。
1935年、1943年、1946年，他三次来此拜谒。陪同他的，分别是夫人宋美龄、次子蒋纬国和长子蒋经国等。前两次，媒体皆有报道。他的日记也对第一次着墨较多：“……与妻同游修文阳明洞……未有感想如今日游龙冈之切也。观其（王阳明）手植梅柏挺秀，更觉其手泽之深……不禁向往系之……皆有所感。”唯独第三次，未作公开，却题写了“知行合一”四枚大字。
据说是张学良手书的“性静纯一”。 （摄影 庞勉）
可惜，王阳明手植的两棵柏木，如今仅存一棵。站在洞口空地，我抬头仰望，其老干虬枝，如古梅凌空，始知“梅柏”得名之由来。拾级而上，于君子亭下方山崖左侧，我看到了那幅蒋中正署名的石刻。意味深长的是，山崖右侧有幅石刻“性静纯一”，却无款识。据说题写者，就是曾与蒋氏兄弟相称的张学良。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严加管束”在江苏南京、浙江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沅陵等地。1939年10月，长沙会战吃紧的当口，张学良被转移至修文阳明洞旁的王文成公祠。“随行”的，还有三十多名军统特务以及一支宪兵连。
王文成公祠又称阳明祠，坐落于龙冈书院旧址，因王阳明谥号“文成”而得名。明嘉靖三十年（1551年）改建，后屡经重修增扩。及至民国，已形成以正殿、东厢、西厢为一组的石库门建筑。这种样式，据我所知，主要分布浙沪。于此出现，大抵与王阳明乃浙籍有关。许是地形限制，等我跨入天井，竟发现祠门原来开在西厢的墙壁，而非中轴线。也就是说，特务只需把守祠门，便可无死角监视对面东厢起居的张学良。
在1941年5月去贵阳治阑尾炎之前，张学良就幽禁于这方局促的空间。与他朝夕相伴的，除了夫人于凤至，只有正殿的王阳明塑像。“足不出户”的岁月里，张学良继续“奉命”研究王学与明史。然而，未多久，于凤至罹患乳腺癌，赴美就医。赵一荻（赵四小姐）闻讯，由香港赶来，接替照料。自此余生，从大陆到台湾再到美国，赵一荻始终没有离开。
如今的东厢，曾作为张学良卧室的楼上没有开放，楼下的书房和客厅已被辟成张学良事迹陈列室。张、赵两人蜡像旁的展板上，我读到一首七律《答诗友》：“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故所由。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这是张学良在特务“陪同”下，出席贵阳花溪诗会时所作。诗中首次公开谈及西安事变，流露领兵抗战的想法。蒋介石得知后，只讲了三个字：“诗言志”。
龙冈书院旧址后辟为王文成公祠，张学良曾幽禁于此。 （摄影 庞勉）
为陌生人恸哭
清康熙年间成书的《古文观止》，辑文222篇。明代入选18篇，唯王阳明独占3篇。除了《尊经阁记》写于绍兴守制，其余两篇《象祠记》《瘗旅文》皆作于谪居龙场之时。从著述时间看，《象祠记》早于《瘗旅文》；从空间位置看，象祠尚在黔西市，而《瘗旅文》的发生地就在蜈蚣坡，离龙场不远。
那就把时针先拨回明正德四年（1509年），龙场被连绵秋雨笼罩。有日子，未见北方来人，京城是晴是雨，王阳明都不知道。这天傍晚，他从驿站“篱落间望见”一位老人，自称吏目（明代掌管文书的土州属官，从九品），从京城来，“携一子一仆”赴任。名姓还未及请教，三人便匆匆离开，投宿于土著家中。王阳明本想跟过去“欲就问讯北来事”，奈何“阴雨昏黑”，只得作罢。翌晨，遣人探视，哪知三人“已行矣”。
没想到，接下来，噩耗频至：“（上午）吏目死……（下午）其子又死……（次日）其仆又死矣。”短短十几个时辰，蜈蚣坡“积尸三焉”。王阳明悲鸣不已，“呜呼伤哉”，心头瞬间密布乌云。“吾与尔犹彼也”，说服面露难色的僮仆，三人“持畚、锸往瘗之”，收埋遗骸。
蜈蚣坡位于龙场邻镇谷堡的大背丫口。约莫30分钟后，萦绕山野的公路穿过大片梨花似雪的果园，将我带到那里。大背丫口这个古怪地名，实乃大碑垭口的谐音，因清乾隆年间于此山脊低凹的垭口刻立《瘗旅文》大碑而得名。如今大碑无迹可觅，只有近年新建的一通小碑，以及一幅绘制王阳明行吟的壁画、一方标注“三人坟”的牌石。庆幸的是，垭口之下，古道还在。此刻，正从我的脚底钻入林木阴翳的蜈蚣坡。
古道乃从前龙场、陆广两驿间残剩的一段驿路，现称蜈蚣坡古道，由粗陋的石块铺就。尽管只有2公里长、1.5米宽，却是明清民国大部分时期贵阳来往毕节的必经之路，也是贵州茶马古道的线路之一。直到1934年清镇（今属贵阳）-毕节公路通车，蜈蚣坡古道上跋涉的身影才少了，驮运的骡马才稀了……
蜈蚣坡古道。 （摄影 庞勉）
我以为很久没人来了。然而，拐过弯，便看到三人坟前敬献的许多花束，尚未憔悴。三人坟已非《瘗旅文》所述的“三坎（三座茔冢）埋之”，而是屡番增修后形成的一座合葬墓，略具规模。石块垒砌的筒状封丘，高及我肩，其上衰草萧然。王阳明就在这里，掩埋见过一面的吏目三人，写下堪称中国文学史最独特的祭文——致哀陌生人的《瘗旅文》。
当祭“以只鸡、饭三盂”时，王阳明不禁“嗟吁涕洟”，接连问道：“吏目为何人？为何来？为何贪恋微薄的俸䘵？为何拖累儿子和仆人？为何生前愁容满面……”回应他的，是呼号垭口的秋风。思及吏目跟曾经的自己一样“冲冒雾露，扳援崖壁，行万峰之巅，饥渴劳顿，筋骨疲惫”投荒万里，却落到“遽尔奄忽”、客死他乡、尸骨无依的地步，王阳明内心陡生“无穷之怆”。这是被贬以来唯一的痛哭，之前，他“历瘴毒而苟能自全”，皆因“未尝一日之戚戚”。“今悲伤若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吾为尔者（指吏目）重而自为者轻也”。
蜈蚣坡上，林涛阵阵仿佛浪潮扑岸，偶尔夹杂几滴鸟叫。而我依稀听见王阳明吟唱的那支挽歌，缥缈如云，久久不散：“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莫知西东兮维天则同，异域殊方兮环海之中；达观随寓兮莫必予宫，魂兮魂兮无悲以恫。”
三人坟。 （摄影 庞勉）
水西论象
这不是王阳明第一次来蜈蚣坡。如果再把时针拨回正德四年的早春，便能看见王阳明应“宣慰安君”之约，途经此处，前往百余里外象祠的身影。
“宣慰安君”即时任贵州宣慰使的水西土司安贵荣。他年长王阳明十多岁，“好读书史，通大义”。因为倾慕中原文化，素喜结交文人士大夫。哪怕贬官谪臣，他也以礼相待，尊重有加。
王阳明初至龙场，面临断粮绝炊。安贵荣获悉，两度赠送米肉、金帛、鞍马。王阳明推辞不掉，只好援引孟子所曰的“周之，亦可受也”，以领救济的名义，“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余物退还。不久，安贵荣欲裁撤管辖的驿站，遣使问计“减驿事”。王阳明立马“贻书”一封，“以利害言”指出：“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揿灭他的念头。那时王阳明不可能知道，明亡起因之一，就是崇祯同意“减驿事”，逼反驿卒李自成。
后来，水东土司的部下叛乱。安贵荣想趁机坐收渔利，遂敷衍应付，放任战事延宕。为此，王阳明设身处地，剖析情势。在《劝安贵荣书》中写道，再不出兵，朝廷就会视安贵荣失职，调派别的土司征讨，“共分安氏之所有，盖朝令而夕无安氏矣”。安贵荣阅信，清醒，随即率军进击，并于平叛后重修象祠。而这封信，堪称王阳明运用军事手腕的一次预演。日后，无论平定宁王之乱，还是赣南剿匪，王阳明都会利用书信，先声夺人。
现在，去象祠无须再像王阳明那样，乘船横渡鸭池河下游的六广河（旧称陆广河）。数座桥梁已飞架群山之巅，把深切峡谷的鸭池河两岸拉扯一起。穿行二十多年前曾霸榜世界第一高桥的贵毕高等级公路六广河大桥时，桥头崖壁上通红标语“知行合一；知而行，行然知，知行合一方成事”和猎猎风声，让我印象深刻。绕过黔西市素朴镇的王阳明雕像，行不多远，象祠停车场到了。我抬腕看表，耗费1.5个小时；而当年，王阳明昼行夜宿，用了1天多。
眼前的象祠是一组仿古建筑群，殿阁楼馆形制各异，镶嵌在九龙山的向阳坡间。九龙山属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地，并不算高，传说因周围有八条山岭游弋如龙而得名。恕我眼拙，前后打量左右端详，愣未察觉个中“玄妙”。
九龙山系清初的改称，王阳明到来前，称作麟角山。登上半山腰的平台，那里分别兀立两根“麟角”。一根高十多米，直径两米多，另一根类似的，却被惊雷劈断，残高五六米。据我亲见，“麟角”乃岩溶漫长作用发育的石柱，学名石芽，是喀斯特形态的一种。至于王阳明为何记作“灵博之山”，我请教了守祠人杨大爷。他用生硬的普通话告诉我，有两个说法：一是本地方言“麟角”“灵博”音近，王阳明误听了；二是王阳明特地为之，取“神灵博大”的意思。
杨大爷所说的神灵，就是他们水西彝族世代供奉的保护神——象。相传，象是上古圣贤舜的同父异母弟，曾与其父瞽叟数次谋害舜未遂。最夸张的一次，竟是填土活埋正在挖井的舜。舜继位后，不念旧恶，“复事瞽叟爱弟弥谨”。瞽叟和象深受感动，改过自新，一个“化而为慈父”，一个成为“任贤使能……泽加于其民”的有鼻国（国都在今湖南道县）君主。
象祠最晚肇建于隋末。彼时，西南地区祀象已盛行千年。及至中唐，不少地方官却以祀象不合礼制，属淫祀，大加禁止。柳宗元就曾著文，支持道州刺史强拆鼻亭（祀象的亭子）。唯象祠“天高皇帝远”，得以保留。更在北宋嘉定年间扩建后，被安氏祖先“升格”为祖庙。
“自吾父吾祖溯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而不敢废也。”听完安贵荣的话，服膺孟子性善论的王阳明认为：唐朝人废除祀象，乃象的早年劣迹斑斑之故；而水西人祀象不辍，是关注象的后期品行功绩。这恰好说明了“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接着，王阳明在《象祠记》中写道：“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学观点，以至于参观象祠期间，我的脑海始终回响着这句“画外音”。也由此，我总不自觉地联想起前文提及的安国亨。在我看来，他的一生与象何其类似。
安国亨是安贵荣的长孙，本应袭职贵州宣慰使，却因年幼，改由其叔安万铨暂袭。哪知，安万铨一“暂”三十多年才“还位”，并令小儿子安信“辅政”。八年后，安国亨借故杀害安信，挑起“安氏内乱”。直到朝廷给予革职等处分，方算平息。自此，安国亨仿佛换了一个人，从“宣淫暴虐”变得“明德亲民”。他清剿贼寇、劝课农桑、铺路架桥、整顿龙场九驿，做到“境内大治，夷民安业”，并于万历初年再度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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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国亨晚年非常崇拜王阳明，公干之余，以踏访王阳明龙场遗迹为乐。“驻马空林下，耽山此地偏。有心天不夜，无雨昼飞泉。云鹤青天杳，溪鸥白日眠。苍生封古字，踪迹荩前贤。”
返程途中，我看见一户农家的窗户，贴着三张黑白分明的大字：致良知。这时，九龙山前的狭长坝子里，盛满了春色甜美的水田和村寨。
